平安頌

第三季皮早碰散還在創(chuàng)作中。燃吵雀

第三季在創(chuàng)作中。

　　《歡樂頌》（AndieFreude）是席勒1785年夏天在萊比錫寫的，那時他創(chuàng)作的戲劇《強盜》和《陰謀與愛情》獲得巨大成功。恩格斯稱《強盜》是“歌頌一個向全社會公開宣戰(zhàn)的豪俠的青年”，《陰謀與愛情》則是“德國第一個具有政治傾向的戲劇”。然而，當時的席勒受到歐根公爵的迫害出逃在外，身無分文，負債累累，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正在席勒走投無路的時候，萊比錫4個素不相識的年輕人仰慕席勒的才華，寫信邀請他到萊比錫去，路費由他們承擔。席勒接到信后立即從曼海姆出發(fā)，不顧旅途困頓和身體虛弱，走了8天來到萊比錫，受到4位陌生朋友的熱情歡迎和無微不至的招待。《歡樂頌》就是在席勒感受了這種雪中送炭的溫暖后，以萬分感激的心情寫出來的?！　「桧炄碎g歡樂 宣揚博愛理想　　這首詩采用了當時流行的頌歌體。這種題材源自古希臘詩人品達，很早就被運用于德國詩人的創(chuàng)作中，一直到19世紀著名的頌歌詩人賀德林。德國啟蒙運動時期最有名的頌歌體詩人是克洛普施篤克。此人一改啟蒙運動詩歌干癟說教的風格，寫的頌歌熱情洋溢，神圣崇高，深受當時青年人的喜愛。歌頌歡樂這個題材的詩，在席勒以前也有人寫過。德國的阿那克里翁詩派（也稱作洛克克）的哈格唐就寫過同名詩《歡樂頌》。但這兩首《歡樂頌》不一樣：哈格唐歌頌的是現(xiàn)世的快樂，席勒歌頌的則是從人間高尚的感情升華成一種與神為伍的歡樂。席勒《歡樂頌》的詩風受克洛普施篤克的影響，具有莊嚴崇高的韻律，而哈格唐的《歡樂頌》雖也帶著嚴肅的調(diào)子歌唱歡樂，但是詩中帶有諷刺和針砭?！　∠赵谒摹稓g樂頌》中歌頌的歡樂，先是歌頌他受友誼感動后產(chǎn)生的具體歡樂，后來他把這種具體的歡樂人格化，使歡樂擁有了普遍性，進而引申出他對自由、平等、博愛理想的追求，特別是對博愛的歌頌?！澳銣厝岬某岚蝻w到哪里，哪里的人們都結(jié)成兄弟?！薄　∠赵谒摹稓g樂頌》里還反映了康德“星云說”的自然觀和當時盛行的“泛神論”宗教觀。這些當時堪稱先進的思想在這首長詩中可以讀到。在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終曲樂章中，男高音領(lǐng)唱的原文歌詞中是：“像那恒星飛奔在那瑰麗的太空”，這透露出康德“星云說”的宇宙觀，遺憾的是我國演唱的歌詞是“……好像那太陽/運行在那壯麗的天空上”。譯者疏忽了原文的dieSonnen是復數(shù)，一個太陽是太陽系的空間概念，多個太陽就是指擴大到銀河系的宇宙概念?！　H從第九交響曲的譯文 理解整個《歡樂頌》遠遠不夠　　1959年，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在中國首演，《歡樂頌》由此廣為人知。貝多芬創(chuàng)作第九交響曲沖破過去的傳統(tǒng)，在第四樂章引進了人聲。他在這個作為終曲的樂章中采用席勒《歡樂頌》里的部分詩節(jié)作歌詞，譜寫了齊唱、合唱、四重唱和男高音獨唱（領(lǐng)唱）。這些聲樂曲和管弦樂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莊嚴崇高、雄偉瑰麗的交響樂章。1786年，《歡樂頌》在席勒自編的雜志《塔莉亞》上首次發(fā)表，感動了許多德國人。貝多芬當時l6歲，是否讀過此詩，尚不得而知。但有文獻表明，青年貝多芬在波恩時代曾聲稱要把《歡樂頌》全部詩節(jié)配上樂曲。但是，貝多芬在第九交響曲終曲的合唱樂章中僅僅采用席勒《歡樂頌》中的部分詩節(jié)。從詩的總體看，貝多芬挑選得十分精當?！　‰m然只有6段，但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概括全詩內(nèi)涵的作用。但從樂章使用詩節(jié)的數(shù)量看，不到《歡樂頌》全詩的1/3。所以要通過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終曲的歌詞來了解詩人席勒和他的《歡樂頌》遠遠不夠。　　再有，對我國讀者來說，對《歡樂頌》的了解是通過中文翻譯得到的。但譯文與原文存在著差距，通過中文譯文來理解《歡樂頌》會大打折扣。我國演出第九交響曲終曲的合唱部分通常用的是歌曲翻譯家鄧易映的中文譯文。應該說，與原詩相比，這位翻譯家的譯文做到了精神上相符。譯文基本表達了原詩歌頌歡樂的本意和宣揚人類博愛理想的用意。中文譯文流暢自然，這是因為譯者將德文翻譯成中文時，盡量照顧到譯文符合中文韻律所系的四聲，努力做到使譯文的抑揚頓挫與所配旋律的起伏相一致。問題是，譯者著力照顧到譯文的可唱性，犧牲了原詩生動具體的形象性、含義深刻的哲理和比興。特別是席勒寫此詩時那股奔放不羈的勁頭，在譯文已經(jīng)難覓蹤跡。比如，原文是：“億萬生民，互相擁抱吧！/把這一吻送給全世界！”鄧譯成：“億萬人民，團結(jié)起來！/大家相親又相愛！”　　本文無意挑剔鄧易映同志譯文的瑕疵，她是一位有著豐富經(jīng)驗的歌曲翻譯家，她譯過許多德國和其他國家的藝術(shù)歌曲，對介紹外國藝術(shù)歌曲作出了卓越貢獻。根據(jù)我自己的感受，演出貝多芬第九交響曲，重要的是貝多芬的音樂。貝多芬的音樂固然受了席勒的激發(fā)，但從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終曲的總體來看，席勒的詩句不過是貝多芬音樂的載體，鄧的譯文宜于演唱，譯文缺點也就無傷大雅。我之所以指出譯文上的問題，是想說明：只通過第九交響曲終曲的歌詞譯文來了解席勒《歡樂頌》是不夠的；要全面了解，必須把全文譯出來；說得理想一點，最好通過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