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下江南》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初五日、十七日，乾隆帝弘歷相繼下了兩道上諭，講述欲于十六年巡幸江南的原因，大致有四點：一是江浙官員代表軍民紳衿恭請皇上臨幸；二是大學(xué)士、九卿援據(jù)經(jīng)史及圣祖南巡之例，建議允其所請；三是江浙地廣人稠，應(yīng)該前去，考察民情戎政，問民疾苦；四是恭奉母后，游覽名勝，以盡孝心。

這些理由固然存在，但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這就是江浙的客觀環(huán)境和歷史條件。江浙兩省雖然地盤不大，人口也不特別多，大約只占國土面積和總?cè)丝诘?%，但它是魚米之鄉(xiāng)，其經(jīng)濟條件和人文條件都在全國占據(jù)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兩省上交的賦銀賦糧分別達到全國賦銀總數(shù)的208%和賦糧總數(shù)的 30%，鹽課銀占全國鹽課銀總數(shù)的68%，關(guān)稅占全國稅額總數(shù)的一半。江浙人文茂盛，是全國文化最發(fā)達地區(qū)，才子學(xué)者之多，數(shù)倍數(shù)十倍于其他省份。僅以關(guān)系到政局和學(xué)術(shù)文化界的科舉而言，從順治三年到乾隆六十年的150年里，共舉行了61科，其中，江浙兩省出了51位狀元，占全國狀元總數(shù)87%；出了38 位榜眼，占榜眼總數(shù)62%；出了47位探花，占探花總數(shù)77%。再就大學(xué)士九卿督撫來看，江浙兩省出了很多大學(xué)士和尚書總督巡撫，像狀元出身的呂宮、徐元文、于敏中等都任至大學(xué)士。另一方面，江蘇、浙江又是明末遺民活動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言行一直不斷，發(fā)生了多起文字獄。沒有江蘇、浙江這兩個省巨大的財政收入和紳衿支持，清朝的統(tǒng)治是很難鞏固的。牢固控制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財力人力和物力，來發(fā)展其“盛世”，這就是乾隆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乾隆帝于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六次巡幸江南，每次一般都要到江寧（南京）、蘇州、杭州、揚州，后四次還要到浙江的海寧。

六下江南所經(jīng)之地和所做之事，雖然不盡相同，但大體上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即蠲賦恩賞，巡視河工，觀民察吏，加恩縉紳，培植士類，閱兵祭陵。

乾隆帝在六下江南期間，多次下諭，蠲免江、浙、皖上千萬兩銀子。第一次南巡時，諭免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蘇積欠賦銀228萬兩、安徽積欠 30萬余兩，及浙江本年應(yīng)征銀30萬兩。二次南巡，諭免江、浙、皖三省二十一年以前積欠錢糧，又免浙江漕銀20余萬兩。三次南巡，諭免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三省積欠錢糧，又免浙江漕銀等項27萬余兩。四次南巡，諭免江蘇、安徽錢糧143萬余兩及浙江13萬余兩。五次南巡，諭免江蘇、安徽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欠銀130余萬兩。六次南巡，諭免江蘇、安徽欠銀130余萬兩?？傆嬃文涎裁忏y在1000萬兩以上。

以皇祖之心為心的乾隆帝，也像其祖父那樣，極其重視河工海防，把它視為六巡江南的一個主要任務(wù)。江蘇、安徽、浙江經(jīng)常發(fā)生水災(zāi)，乾隆七年，黃河、淮河同時漲水，江蘇、安徽的海州、徐州等府50余州縣“水災(zāi)甚重”，災(zāi)民多達700～800萬人。在乾隆寫的御制《萬壽重寧寺碑記》和《南巡記》里，他著重講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六巡江浙，計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臨幸江浙，原因厪念河工海塘，親臨閱視”。這些話并非空談，而是乾隆傾盡全力大興河工的歷史實際的真實概括。河工興修規(guī)模之大，投入財力物力人力之巨，興修時間之長，乾隆可以稱之為古今惟一的帝王。以經(jīng)費而言，每年河工固定的“歲修費”，多達380余萬兩，約占每年朝廷“歲出”額數(shù)1/10強。臨時興修的大工程，又動輒用銀幾百萬兩，像藺陽青龍崗之工，“費帑至二千余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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